潘建伟：科学精神最重要的地方是无功利

今天我为什么来？主要是饶毅教授我给发了邮件，他叫我来，我马上就来了，因为我对他非常敬仰，甚至是崇拜。他从来就写一些小文章，他预言非常精确，他预测谁谁要得诺奖，过两年就得了，有一次他说谁谁谁好，后来我去挖那个人，后来我发现那个人并没有饶毅教授说得那么好，哪怕是饶毅教授也会犯错误，质疑的精神、批判的精神在科学里面非常重要。正因为这样，科学是无法穷尽的，我们需要一种包容的精神，如果说拿着今天已经有的规律，一棒子打过去，跟这个规律不符的就不对，那就变成宗教了。

科学本身不是一种信仰，它更加是一种演进的、发展的过程，所以我就特别怕大家学了科学之后，拿着科学的东西去跟别人讲我就是科学的，你就是不科学的，这么一来的话，它就跟宗教本身没有区别了。

在我看来科学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，任何属于不可证伪的理论和观点都不属于科学的范畴。在大学里面我曾经看过一本书，那本书说这个东西是不是物理学研究的范畴，或者科学研究的范畴，它说我们整个宇宙每天会膨胀一倍，我们的尺子也膨胀一倍，我们的个子也膨胀一倍，我说怎么判定我们膨胀一倍呢？每个人是相对的，如果实验上不可相证，跟科学本身是没有关系的。对我们物理学家来说，我们尽管可以天马行空，最后任何东西都是要落到实证上，这是量子力学最后告诉我们的。

爱因斯坦本来是一个实证领域者，什么东西都要经过实证才有意义，后来他建立相对论的过程当中，尤其是管相对论的过程当中，没有实验的基础之上他取得了很大的进展，最后他特别要求量子力学也是可以构造一种跟实验无关的一种想法。最后，大家看来还是始终离不开他年轻时候的最革命的想法，如果一个东西是不可以证伪的话，那这个东西研究它是没有意义的。

最后，我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回到“科学精神在中国”。大家知道非常有名的钱学森之问，钱学森先生曾问了一个问题，大家可能都没有读过他的原文，他讲了这么一句话，他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，还没有哪一个学术成就能够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，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

为什么这么多年我们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？他说民国时期还是有大师，这个问题部分就给出了答案了，我就在思考，为什么当下，饶毅可能不算，他按钱学森的标准可能还不一定是。我觉得可能是两方面的原因，在一段时间里，我们与国际先进的水平还没有一种实时不刻的交流。

我们当下会有一种功利的、文化的氛围，科学常常被当作职业与谋生的手段，我记得很简单的一个事情，比如说在我刚刚回来搞量子信息的时候，很多人都说这个东西是伪科学、不靠谱，今天还有很多质疑，没问题。但是后来这个领域慢慢起来之后，我听说他们基金委收到的项目每年都在呈指数的增长，本来完全不搞这个的，全部都跑到这里面来搞这个，为什么？从这个领域来讲可能申请基金比较方便，可能能够谋生。从这种角度上讲，确实是科学当作功利的职业与谋生，这样一来我们的问题就很难在创新上往前走一步。

第二，因为有了功利的文化之后，我们很难比较沉浸地做事情，我有时候公开跟大家发言的时候有几个故事，在中国别人经常会问你最近有没有什么重要的成果？别人不太感兴趣你具体做的是什么东西，他总是希望你能够发布一下新闻，或者发布一下重要的成果，我好几次在欧洲的时候遇到哪怕是布施，山村里面的老太太对科学本身都很感兴趣。

我有一次去度假，在大峡谷碰到一个80多岁的老太太，她觉得我是外国人她很高兴跟我聊起来之后，她说他还读过我的文章，她只是没有读懂，她只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，她并不觉得你有什么成就。从这个角度上讲，我这么多年也带了很多学生，有欧洲的，中国各个地方的，我们大陆的学生也是非常非常好，但总体上来讲，可能我们大陆的学生更加急躁一些，他们更希望能够早点出成果，早点发文章，这是我比较之后我自己得到的一个想法。

当然，我就说其实功利从来都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大家都知道杨振宁、李政道等是中国大陆出来的，还有中国香港出去的，中国的传统文化当时是保留得比较好的，某种意义上来讲，1948、1949年出去的人都还是取得了很好的成果。现在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，目前国家在倡导我们的文化自信，所以我们能够回到一种比较从容和有知识分子贵气的状态里面来，可能对我们未来的科技创新是非常有用的。

某种意义上讲，除了让大家对科学本身感兴趣之外，确实目前国家和社会也在营造一种非常好的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环境，就是要坚持开放与交流、国际化。同时，通过各种科普的宣传，来加强大家对科学的兴趣，能够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文化的图览。

我非常认可刘总编在某个演讲上讲的东西，第一个要实事求是，我们改革开放40年来，我们国家已经取得了一些很好的进展，确实不能盲目自大，需要继续谦虚保持。另外，经过几十年的努力，尤其当时国家在2008年开始启动“千人计划”之后，是饶毅他们首先提出来的，国内的科研水平在近十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，我们在若干方向上是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，我们也不只是只能模仿和跟踪了，这个我觉得我是非常相信的。这两年来，国际上对我们国内取得的一些工作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。除了要回归到一个自信的、比较从容的、比较淡定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，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们做各种项目的评审当中，中国人很少觉得这个项目不好你会去批评它，哪怕你觉得不怎么好，大家总是不说话，按照周成儒先生的观点你至少不说假话就不错了，往往做不到问题当面指出。这一点我今天来到这里还是要讲一下，我还是很佩服饶毅教授，他胆子比较大，有什么问题他都敢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