滴滴危机启示录

作为行业管理者，交通运输部2015年在《关于出台小客车合乘（拼车）指导意见回复》中说，“我部鼓励不以盈利为目的的汽车共享，鼓励市民合乘（拼车）出行。但小客车合乘（拼车）在发展中也暴露出运输安全难以得到有效保障、私家车以共享合乘名义从事非法运营等突出问题，侵害了乘客和合法运营车辆的权益，扰乱了运输市场秩序，亟需进行规范。”是“鼓励”，但对“鼓励”有限定，同时用了“亟需进行规范”的说法。显然，行业管理者在平衡创新者与守成者的距离，而且目光更多放在“规范”上。

2016年7月，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提出，规范发展网约车和私人小客车合乘（也称为拼车、顺风车），“城市人民政府应鼓励并规范其发展，制定相应规定”。这里，鼓励和规范并存，但鼓励在前，而且要求地方政府应当鼓励。

浑身冲劲的滴滴在把握政策的机会窗口方面非常敏锐，挥舞着鼓励的宝剑，一路杀来，所向披靡。

但政策永远有其内在的平衡。2016年7月27日发布、11月1日实施的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提出的大原则是，“坚持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、适度发展出租汽车，按照高品质服务、差异化经营的原则，有序发展网约车。”《办法》共分7章40条，涵盖总则、网约车平台公司、网约车车辆和驾驶员、网约车经营行为、监督检查、法律责任以及附则。仔细看，这个文件把规范作了细化，很多规定都是限制性的。

滴滴狂奔的教训最近大爆发，但种子早已种下。2016年，中国在宏观上对网约车和顺风车是鼓励的，但具体的行业监管者当时就想加强规范。滴滴事实上处在夹缝之中。说穿了，有鼓励创新的大帽子在上面顶着，纵然有些跑冒滴漏，打点擦边球，也不会有哪个部门和地方非揪着你不放。但这只是一段微妙的平衡期。千万不要以为，只要符合创新导向，谁也不能拿你怎么样。

2018年短短三个月的变局，公愤所向，不会有哪个部门出来说这是新生事物要鼓励。相反，各部门一定会严肃整顿，通过坚决纠偏来证明自己立场的正确。

这一教训，滴滴刻骨铭心，而对所有企业特别是互联网化的企业，都有借鉴意义。

对企业界的启发之二：如何看待长期

滴滴是超级独角兽，6年时间成为700多亿美元估值的公司，堪称超速成长之王。程维和柳青反思说，“在短短几年里，我们靠着激进的业务策略和资本的力量一路狂奔，来证明自己”，“狂奔的发展模式早已种下隐患”。

这并不只是滴滴的问题，而是“短期资本主义”、“赢家通吃”、“资本说话”的必然结果——大规模烧钱，大规模补贴，铁血竞争，吞食对手，为配合估值增长不断扩张，试图在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的垄断后毕其功于一役；至于这个过程中牺牲了多少外部性（如共享单车对公共道路的过度挤占），膨胀了多少“过度性需求”（如出行就打车），压垮了多少利益相关者（如各类竞争对手），似乎统统都可以不管，敬畏和谦卑都忘在九霄云外。最终，有怎样的扭曲，就会有怎样的矫正。

在过去十几年间，以前麦肯锡总裁鲍达民为代表的很多意见领袖都在反思“季度性资本主义”、“短期资本主义的暴政”等问题，而倡导“长期性的资本主义”。前几年的一项麦肯锡全球高管调查，65%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如今感受到比5年前更大的实现短期成果的压力，对于发展中市场尤其如此。只有37%的高管认为，他们的公司文化鼓励长期思维。而余下的63%中有一半人承认，如果一个项目能够增加价值，但可能导致公司达不到季度盈利目标，这个项目就会被延迟投资。对滴滴来说，市场扩张被放在最优先的位置，而对安全和顾客服务的投入没有得到足够重视。

鲍达民认为，要走出“季度性资本主义”，从公司资本金来源上，需要增加提供长期资金的机构投资者的比重；其次，董事会要修正对管理层的激励方式，更关注资产管理者的长期滚动回报率；第三，企业要建立使命驱动（purpose-driven）的长期性的组织文化与结构，将包括员工、供应商、客户、债权人、社区、环境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纳入战略视野，注重对研发、培训等方面的投资，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。

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·波特指出，企业承担责任不是简单地对社会问题做出回应，而要将企业长期发展战略，有机、有效地与对社会的价值相结合。

牛津大学2016年出版的《重审资本主义》（Re-imaging Capitalism）一书中提到，很多公司都忘了自己一开始为何存在。公司意味着解决顾客的问题，它应该解决真实的问题而不是制造新的问题，应该成为一个积极的净贡献者（a positive net contributor），为此需要超越公司的表面价值，而将道德的、使命驱动的价值置于追求的核心。

对企业来说，如何穿越投行化的迷雾，仔细审视自己的道路，追求长期价值而不是短期价值，拥抱公司责任而不是“金融工程”的那一套玩法，值得更多深思。

对全社会的启发：如何创造环境

从鼓励发展到检查整顿，滴滴危机并不是孤例。一个和网约车、顺风车不完全类似、但有一定可比性的例子，就是民企对外投资。

2012年，13部门出台了鼓励和引导民企境外投资的政策措施，即《关于印发鼓励和引导民营企业积极开展境外投资的实施意见的通知》（发改外资[2012]1905号）；2017年，五部门出台《关于发布<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>的通知》（发改外资〔2017〕2050号）。

都是“发改外资”的通知，这五年，民企对外投资中发生了多少事，尽在不言中！通知永远有道理，企业家甘苦自知，但必须适应并回应。

滴滴危机也促使全社会思考，如何创造一个更好的促进企业健康发展的环境。